“茶”字的源出

“茶”字的来源，大都认为中唐（约公元8世纪）以前表示“茶”的字，就是“茶”字。

“茶”字最早见于《诗经》，但《诗经》在不少诗篇中所说的“茶”并不是茶。晋代郭璞的《尔雅注》还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：“树小如栀子，冬生（常绿的意思），叶可煮作羹饮。”

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，是早已知道“茶”的（见前引司马相如《凡将篇》和扬雄《方言》），发音为“荈诧”或“设”。秦汉以来，茶在由西南地区传播于广大汉民族居住地区时，因其味苦和发音近似“茶”字，“茶”即被用来以表达“茶”这种药物和饮料。

“荼”字的字音不止一个，其字义也不只一个。“荼”字被用来表达“茶”的含义，历时很久，后来才省了一笔，变为“茶”字。这种改变，据说是受了陆羽的《茶经》和卢仝的《茶歌》等的影响（见宋魏了翁《邛州先茶记》），同意这种说法的有明代的杨慎（见《丹铅杂录》）和清代的顾炎武（见《唐韵正》）。但此说与《茶经·注》的说法不符，这个注已清楚地说明了“茶”字的出处是《开元文字音义》。《开元文字音义》30卷，唐玄宗撰（《开元文字音义》已佚，玄宗曾自为此书作序，说这是一部与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相类似的字书，凡320部）。这就可知将“荼”字略去一笔，定为现在的“茶”字，是唐玄宗以御撰的形式定下来的。但在这个新文字刚刚开始使用时，新旧文字必然会通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且安史之乱以后，接着又是频年的藩镇割据的动乱时期，所以顾炎武在《唐韵正》中说：

“愚游泰山岱岳，观览唐碑题名，见贞元十四年（798）刻茶宴字，皆作茶……其时字体尚未变。至会昌元年（841）柳公权书《玄秘塔碑铭》、大中九年（855）裴休书《圭峰禅师碑》茶毗字，俱减此一画，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。”

因此，当陆羽撰写《茶经》时，能在“筡”字仍为很多人所沿用的情况下，把“荼”字一律改为“茶”字，从而使“茶”字能以广泛地流传开来，这不能下说是他的独具卓识的一个创举。以后，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，音义专用的“茶”字，经过了大约八十年的时间，终于为广大人们所接受。

不过，将“荼”字减去一画，改成“茶”字，并即读成现在的“茶”音，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是，始于南朝梁代（502~557）以下。（见清顾炎武《求古录》）实则从读音来说，“荼”字在汉代已有与茶音相近的几字音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茶陵的“茶”，颜师古注：音弋奢反，又音丈加反（关于荼陵的问题，将在‘七之事’之述评中加以阐述）。所以《邛州先茶记》说颜师古“虽已转入茶音，而未敢辄易字文”。

《茶经》还列举了唐以前有关“茶”的四个同义字：贾、蔎、茗、荈。但在唐代以前的古籍中，如《诗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神农食经》等书，都记载有“荼”字，并且其中有的茶字，就指的是茶，由于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既已把茶字一律改为茶字，所以就没有把“茶”列入同义字之内。

“茶”字在中唐以后已被普遍采用，但我国地域辽阔，方言各异，茶字的发音差异也很大。以广东一省为例，广州附近的发音是“chá”，汕头附近的发音则是“te（tay）”。又如福建省，福州发音是“ta”，而厦门的发音近似汕头的“te”。长江流域及华北地区又有“chai”、“zhou”、“cha”等发音。至于兄弟民族地区，发音差别更大，如傣族叫“la”，瑶族、苗族叫“己呼”、“忌呼”，黔南苗族叫“chútā”，等等。

自我国茶叶输出到国外以后，世界各国也有了茶的译名，如日文的“cha”，印度文的“cha”，俄文的“qau”，都是来源于“茶”字原音。英文的“teé”；法文的“thé”等，也都是照我国广东、福建近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。

近年来，我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，发现了不少简文、帛书等文物，其中1号墓（公元前160年）和3号墓（公元前65年），其随葬清册中都有“梢一笥”和“梢笥”的竹简文和木牌文。现已查证这个“梢”字就是“槚”的异体字，所谓“槁一笥”或“棺笥”，就是“槚（苦荼）一箱”或“槚（苦荼）箱”，从而说明当时湖南已有了饮茶习惯和茶叶生产。这个发现，为西汉王褒在《僮约》一文中所说“烹茶尽具”和“武阳买荼”的“茶”提供了实物证据。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。但宋李防等编纂的《太平御览》，以及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，却把“武阳”写成为“武都”，武都，相当今甘肃武都、成县、徽县、西和、两当、康县及陕西凤县、略阳等地。四川的王褒不在产茶的蜀地买茶，而差令僮仆去西北地区的陕甘买茶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不过，不论是“武阳”或是“武都”，从王褒《僮约》的全文来看，纯属一篇游戏文章，究是王褒自作，抑是后人假托王褒之名所作，尚难肯定，因此，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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